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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了近5倍。在四世同堂的传统中国社会里,人口流动少,众多家庭组成的“大家族”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而且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互助共同体。大家族中只要一家有天灾人祸,其他成员都会筹钱相助;当一家要盖房屋时,其他成员也会尽力提供贷款;养老自然由子女负责,而当子女无能力支持父辈养老时,大家族中其他成员也会出力帮助。因此,“大家族”作为一种互助共同体,基本提供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各类信贷等。当然,不管一个家族有多大,有钱的家族毕竟是少数,能够提供的保险和信贷会非常有限,特别是当多个成员家庭同时发生天灾人祸时,这种互助共同体会随时破产。所以,这种传统安排的效率非常有限,风险承受能力很小。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政府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明朝早期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在当时的中国虽已有海运,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跨国界的交往和贸易还是很有限。金沙1005管家app这种声音平台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20世纪40~60年代中几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国家都相继独立(斯里兰卡、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另一方面鼓励了许多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没收外国公司的产权(尤其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权),将其变为国有。比如,在1945~1961年间,有12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权被外国政府没收或侵占;在1961~1973年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产权共被没收过160次。根据联合国的资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跨国公司

金沙1005管家app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我们可注意到两个现象:第一,在2003年4月号《新财富》中国400首富排行榜中,如果按所创造的财富计算,房地产业创造了最多财富(占23.8%);第二,在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了高增长。这两个现象都不能与住房按揭贷款这一金融创新无关。从图2–1中看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1998年底为426亿元,1999年底为1358亿元,到2002年底上升到825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8%。汽车贷款较住房贷款起步晚,2002年是汽车贷款真正运作的第一年,2001年底全国个人汽车贷款余额约为435亿元,但是到2002年底总余额上升到1150亿元。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显然创造了房地产业的财富,使房地产开发成为近年任何想快速发财的创业者的首选,也让更多居民尽早购到自己心爱的住房;按揭贷款对房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也预示着汽车业正在成为新的快速致富行业。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效果之外,金融创新在房地产和汽车行业中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更一般性启示是什么呢?这种经验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抉择有何更一般性意义呢?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探索,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富。美国之所以内需过剩,我们可能说是因为它有像位于纽约曼哈顿这样的栋栋高楼、有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让美国财富过剩,因此消费需求自然也过剩。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因为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那些过剩的内需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时下关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等的讨论都集中在如何由政府来承担、支付。其实,除了由全国社保基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地方政府与企业提供最基本的退休养老金之外,也应当鼓励民间金融机构进入这些行业。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已开始推出兼顾“保险与投资”的证券项目—投资连接险,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但即使像失业保险和养老金这样的业务,也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介入,这不仅能在增量上减轻政府的负担,还显然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性。在多年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Ranis发现,有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太丰富时,那个国家的经济反而可能理不顺,因为那里的人们反而不会有动力去做制度和金融上的创新。没有制度与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而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金沙1005管家app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当然,我们会认为,只要银行愿意随意多贷款,自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自然让一些人成为首富。但实际上,个人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等这类金融创新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效果,其内涵远非这么简单,因为一方面银行的这些个人贷款风险非常低、收益好(至少比给国有企业贷款更可靠),另一方面从经济效益上讲这种按揭贷款的对象—居民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动力所在。如果能按照由住房贷款所启动的金融创新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益与社会福利会快速提升,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才能使中国经济更多地靠内需而增长。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央暖气。他有8个、16个人给他抬轿子,但那也会很颠簸,远比不上今天轿车那么平稳。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的作用是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是,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期的收入。为什么金融创新对社会财富增长、扩大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这么重要呢?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无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约8000万美元的债务,结果在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名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是想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于是,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的作用是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是,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期的收入。为什么金融创新对社会财富增长、扩大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这么重要呢?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变活,让他可以提前消费。我们意识到,对多数居民而言,住房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和投资。比如,若干年前,在北京一套普通的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4000元。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的其他消费。如果各大中城市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

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1914年一战一开始,当时的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一战期间,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的所有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1936~1938年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要求降低利率。按照债券发行时的利率计算,图1–2给出中国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利率基本都在5%,这种利率在今天看应该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被拖欠的风险。但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就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债券外),不再支付所承诺的利息与债务。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券,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最后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1914~1942年间被一笔勾销。海牙会议后,危地马拉于1912年拒付欠英国的债务,洪都拉斯于1914年拒付法国债务。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也取消了一些外债。还有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拖欠过债务。但所有这些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不还债而遭到武力打击。债务违约的国家因受主权保护而不遭武力进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投资者的产权也不能不保护,否则就不会有资本跨国流动,没有国家、公司和个人愿意买外债,跨国直接投资也会受到负面影响。金沙1005管家app当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当时也顾不上世界贸易格局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稳定国内局势。因此,无暇顾及发展经济。1927年国民政府重新立都南京。在平息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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